[摘要]上世紀80年代，中國處于“特異功能”“氣功”流行的時代，李洪志創(chuàng)辦了“法輪功”教功治病，在氣功市場中分得一杯羹，為“穩(wěn)住顧客”，他要求弟子“練功必須學法”，為“拓展市場”，要求弟子“學法還須弘法”，為“守住市場”，號令弟子出去“護法”、對抗社會，被依法取締后，他出賣“政治資本”，成為反華工具和走卒——“法輪功”就這樣一步步從氣功組織演變?yōu)檎谓M織。

[關鍵詞]邪教，法輪功，組織演變

邪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伴生現(xiàn)象，古今中外的邪教形形色色，各有特點，也有其一般規(guī)律。“法輪功”作為一個現(xiàn)存的、相對活躍的邪教組織，為我們近距離觀察、研究邪教現(xiàn)象、思考治理對策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樣本。下面，筆者從李洪志謀求個人利益的手法變化，簡要回顧、分析“法輪功”的組織演變進程。

一、時代背景：“神功”流行，“大師”頻現(xiàn)

上世紀60年代，氣功在我國廣泛流行，形成所謂氣功“四大家”，即北戴河的劉貴珍、北京中醫(yī)醫(yī)院秦重三、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針灸門診部的胡耀貞、上海“因是子靜坐法”的蔣維喬等。70年代，癌癥患者郭林因習練中國傳統(tǒng)氣功“五禽戲”戰(zhàn)勝疾病，并進而將其改進，形成“郭林新氣功”，在北京東單公園傳授，慕名學習者眾，在全國有較大影響。

70年代，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在世界成為風潮，我國四川、安徽、北京、河北等地區(qū)出現(xiàn)一批號稱具有特異功能者。1980年，全國各地特異功能者繼續(xù)“涌現(xiàn)”，其中遼寧本溪人張寶勝號稱自己有“鼻子認字”等功能，并被炒作成為“特異功能第一人”。

1983年，特異功能研究者開始把目光投射到氣功上，認為特異功能是每個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但是需要一定的誘發(fā)條件才能出現(xiàn)，而誘發(fā)的方法就是氣功。某些有全國影響力的科學家也發(fā)表談話或文章，對“特異功能”和氣功給予鼓吹和支持。氣功熱在這一年開始急劇升溫。

1985年，經(jīng)國家經(jīng)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批準，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成立，全國各地不斷冒出各種神乎其神的“大師”神話。其中，1986年《氣功與科學》雜志刊登了介紹嚴新的文章《現(xiàn)實和我們身邊的神話》，嚴新推出的“帶功報告”形式被很多“大師”效仿。1987年，一個在北京鋼鐵學院進修的東北人在北京大學開辦了一個200多人的氣功班，漸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他就是所謂“中華養(yǎng)生益智功”的創(chuàng)始人張宏堡。1988年，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文藝晚會上出現(xiàn)了一個氣功“大師”表演“神功”的節(jié)目，中華大地一片“氣功”熱。

“法輪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二、建立“氣功”組織：賺取“第一桶金”

大廈不是一天建成的，很難說李洪志從一開始就預料到自己最終建立了一個較為龐大的邪教帝國，剛開始可能只是想仿效張宏堡等人，建立自己的氣功組織，并以此謀取錢財。李洪志從部隊復員后在糧店當工人，結(jié)婚后經(jīng)濟相對拮據(jù)，他于1988年開始接觸氣功，先是在一個叫“禪密功”的氣功班學了兩期，又學了“九宮八卦功”，后來把這兩種功法結(jié)合在一起，加上一些肢體動作，編造成了他的所謂“法輪功”。后來，他弄了一套戲服行頭穿上，拍了幾張照片，就成了所謂的“大師”，這正是當時中國氣功“大師”們慣用的起家辦法。

在當時全國氣功熱的時代背景下，很快有一批氣功愛好者開始練習“法輪功”。最初，李“大師”跟其他氣功“大師”一樣，以氣功治病為由收斂錢財。但他另辟蹊徑，不說自己收費治病，而是祭出“免費”噱頭，宣稱自己道德高尚，教功、治病均不收取任何費用，一時蒙騙、吸引了大批追隨者，順利進入氣功市場。他打著免費治病的名義，卻在自己家里擺著“功德箱”，指使自己的弟子告訴患者，想治好病就得往“功德箱”里放錢，至少放100元以上才能把病治好，以此收取了大筆“功德錢”。他打著免費教功的名義開班授功，僅1993、1994兩年時間，通過賣聽課證和書籍，就收入120多萬元，此外還推出他的“法像”、“徽章”、“練功墊”等大批“衍生品”，賺取了大量錢財，在當時競爭激烈的氣功市場中分得一大杯羹。

三、練功必須“學法”：鎖定消費群體

然而，李洪志心知肚明，所謂的練功治病，畢竟只是騙人的把戲，用不了多久就會穿幫，追隨者們也很快就會另尋更“見效”的氣功。為免真相敗露，李洪志逐漸不再給人治病，在多個公開場合對“弟子”提出的治病要求予以推托。

很快，他開始轉(zhuǎn)變自己的“經(jīng)營理念”。他借助某些宣揚“特異功能”的書刊、武打神怪小說、以及科幻小說中的內(nèi)容，盜用佛教、道教等宗教和一些民間信仰的教義、傳說，編造了一套所謂“法輪大法”，集中在他的《轉(zhuǎn)法輪》《法輪佛法》等書中，為他的“氣功”披上了“宗教”外衣。他建立了一套關于疾病的解釋系統(tǒng)，即“消業(yè)說”，說病不是“病”，而是“業(yè)”，練功可以“消業(yè)”，既為自己不能治病找了很好的托辭，又能讓“弟子”們更潛心練功。他進一步神化自己，偽造履歷，說他是佛祖轉(zhuǎn)世，如果誠心誠意相信他，他就會在“另外空間”幫習練者“拿掉”疾病，即“法身說”；又說，人是在天上干了壞事，掉到地球這個宇宙垃圾場，只有練習“法輪功”，才能重新回到天國，圓滿永生，即“圓滿說”。

可以看到，這些說法都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目的就是留住“顧客”。他要求追隨者們將重點從“練功”轉(zhuǎn)為“學法”，說“練功必須學法”、“光練功不學法，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為獨霸“市場”，他極力貶低其他宗教，把“法輪功”描繪成“不二法門”，他說，“現(xiàn)在的宗教不能度人，不是修煉”，“在國內(nèi)外，真正往高層次上傳功，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在做”，“法輪功”是宇宙獨一大法。他的“市場理論”至此構(gòu)成一個閉環(huán)。

決定“法輪功”最終演變成為邪教組織的，不在于“練功”，而在于“學法”，這也是“法輪功”區(qū)別于當時許多氣功組織的要害之處。從此，“法輪功”練習者們從全國氣功大潮中的普通“氣功愛好者”變成了區(qū)別于“常人”的“大法弟子”，練功目的從“低層次”的祛病健身變成了圓滿升天，在這些歪理邪說的蠱惑下，他們對李洪志唯首是從、唯令是聽，李洪志也從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教功“師父”搖身一變成為法力無邊的宇宙“主佛”。

四、“學法”還須“弘法”：大力拓展市場

通過編造脫離了“現(xiàn)世”的、帶有宗教意味神秘色彩的“大法”，李洪志找到了控制“顧客”的“神器”，“法輪功”習練者被李洪志攥在手中，成為他堅實的“市場基礎”，為他帶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

但是這還不夠。為擴大組織，李洪志對弟子們的要求繼續(xù)加碼，光練功、學法還不夠，還必須出去“弘法”，聲稱做得越好，積攢的“白色物質(zhì)”越多，攢夠了“白色物質(zhì)”，就可以圓滿。從經(jīng)濟的角度，就是號令他的“消費者”們不光自己消費，還要出去“推銷”。習練者人人有義務推廣“法輪功”，他們就變成了李洪志的銷售團隊。習練者既消費，又銷售，為了推介“法輪功”，還自己花錢買書、買資料送人。李洪志還設計出“人傳人，心傳心”的“弘法”方法，要求習練者向親朋好友推介“法輪功”。

為掌控這個“商業(yè)大廈”，像非法傳銷組織一樣，李洪志建立了屬于自己的金字塔機構(gòu)，在短短數(shù)年內(nèi)迅速擴大。1992年，李洪志成立“法輪大法研究會”，親自擔任會長。1996年，國家清理氣功市場，7月24日中國新聞出版署發(fā)出《關于立即收繳封存〈中國法輪功〉等五種書的通知》，隨后，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于9月12日取消“法輪功”官方會員資格。“法輪功”成為非法組織，發(fā)展速度卻絲毫不減，到1999年，已在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設立39個輔導總站，分設1900多個輔導站，28000個練功點，通過《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法輪大法弟子傳法傳功規(guī)定》《法輪大法輔導員標準》等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法輪功”活動不斷組織化、規(guī)范化，形成了完整的組織體系。

五、“護法”與對抗：從維護既得利益走到社會對立面

就這樣，李洪志很快賺得盤滿缽滿，由一個小氣功師發(fā)展成一位呼風喚雨、財大氣粗的“大師”，弟子們卻大多被榨取一空，不少人拋家棄子、喪失生命，不少家庭妻離子散、人財兩空，大廈將傾，李洪志的商業(yè)旅程也逐漸從“創(chuàng)業(yè)”轉(zhuǎn)為“守業(yè)”。

各地由于練習“法輪功”而致病、致殘、致死的情況不斷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人對“法輪功”提出質(zhì)疑，揭露“法輪功”社會危害的報道不斷見諸報端。然而，李洪志早已野心膨脹、覆水難收，為維護自己的巨大利益，他不惜無視現(xiàn)實、對抗社會，說那些人“帶著魔性造謠生事”，要求“大法弟子”出去“護法”。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fā)表評論：《反對偽科學要警鐘常鳴——由<轉(zhuǎn)法輪>一書引出的話題》，“法輪功”總部組織各地習練者向報社投寄了十萬多封“聲討信”。2個月后，李洪志發(fā)表經(jīng)文《大曝光》，提出“考驗”論：“所發(fā)生的事不是在考驗大法習練者心性嗎？”

自《光明日報》事件開始，“法輪功”多次組織針對批評媒體的示威，有關媒體本著維持穩(wěn)定的原則，對他們作了一定讓步。李洪志得勢不饒人，1998年2月定居美國后，“法輪功”組織與新聞媒體的沖突規(guī)模、頻率持續(xù)升級。1998年5月，北京電視臺播出練“法輪功”致精神病的事例，北京電視臺遭到了數(shù)千名“法輪功”人員連續(xù)8天的圍攻。越來越頻繁的沖突行為，讓一些習練者內(nèi)心產(chǎn)生沖突和懷疑。李洪志于7月6日發(fā)表《挖根》，批評懷疑者：“關鍵時我要叫你們決裂人時，你們卻不跟我走，每一次機會都不會再有。”20天后，李洪志又在《長春輔導員法會講法》上說，“每一次事情，出現(xiàn)這個大的事情的時候，都是一個最好的考驗學員走出那圓滿的那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時機”。

李洪志的意思很明確：不出來鬧事，想圓滿沒門。他被自己“發(fā)一令以號千軍”的巨大影響力所蒙蔽，企圖通過不斷的對抗、沖擊正常社會秩序，迫使政府滿足自己的要求，繼續(xù)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商業(yè)版圖。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院士在《青少年科技博覽》發(fā)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法輪功”組織了大批人員圍攻雜志社，4月24日又圍攻天津市政府，進而發(fā)展到4月25日，組織一萬多名練習者圍攻中南海。隨后，李洪志5月2日在《澳大利亞法會講法》中提出，“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迫使習練者抉擇：要么做放不下生死、放不下其他社會角色的常人，但要受到“形神俱滅”的懲罰；要么當放棄一切社會角色的癡迷者，把個人利益和未來希望全部寄托于“法輪功”組織，成為李洪志對抗社會的工具。至此，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組織已經(jīng)徹底走到了社會的對立面。

六、“政治資本”變現(xiàn)：淪為反華工具與走卒

值得留意的是，“4·25”之后，中國政府還沒有對“法輪功”定性為“邪教”之時，李洪志仍然深信自己具有“挾弟子以令中央”的“影響力”。6月2日，他發(fā)表經(jīng)文《我的一點感想》要求各地輔導站組織習練者學習，說“把上億的人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哪一個政府能這樣叫人不可理解呢？……非要找到‘法輪功’的一點不是，而不計其余的鏟除”，無異于“警告”中國政府：把1億之眾推向?qū)αⅲ銈兿脒^后果了嗎？由此可以看出，李洪志十分清楚他的“政治資本”就是他的一眾弟子，只是他野心太大、欲壑難填，一步步使“法輪功”及其弟子淪為實現(xiàn)其個人目的的政治工具。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能屈服于這樣的“威脅”，更不用說“法輪功”的社會危害已經(jīng)大白于世。中國政府果斷、堅決地把“法輪功”定性為邪教，并依法予以取締打擊。李洪志直接榨取弟子經(jīng)濟利益的“財路”被極大程度地限止了。但他沒有善罷甘休，而是“懷揣”他的“政治資本”跑到西方國家尋求“買家”。

1999年末，李洪志發(fā)動大批“法輪功”練習者突然活躍于各國公共場所，進行示威、集會，申訴他們“被迫害”的所謂“真相”，將自己塑造成因宗教信仰而被中國政府迫害的形象，并持續(xù)向聯(lián)合國及西方各國政府、議員遞送“被迫害真相”材料，為力主遏制中國的利益集團提供“證據(jù)”，以吸引西方反華勢力的注意。買賣雙方一拍即合，很快，李洪志順利把“法輪功”賣了出去，“法輪功”徹底淪為境外反華勢力的工具和走卒。

從此，李洪志有了更加充足的收入來源，海外“法輪功”組織建立起一套包含電視臺、電臺、報紙、網(wǎng)站、書店、出版社、通訊社，還有學校和文藝演出團體的龐大宣傳機構(gòu)，他們打著“人權(quán)”的幌子，積極策劃，精心組織，在世界各地上演了一幕幕反華鬧??；利用黨內(nèi)存在的一些腐敗現(xiàn)象、社會上存在的貧富差別等問題，離間黨群關系；借天災人禍散布謠言，煽動受騙群眾對抗黨和政府的領導，為反華勢力推動出臺反華政策宣傳造勢、搖旗吶喊。

可憐那些弟子們，耗盡了青春、花光了積蓄，還在傻乎乎地四處奔忙“講真相”，為李洪志賣國求榮撈取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