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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23-08-28 17:06:56一、嚴密的行為控制是邪教實施精神控制的基本手段
邪教對信徒的行為控制就是通過逐漸掌握信徒的日常形體行為和社會活動，使其從日常起居到各種社會活動都納入邪教所規(guī)定的軌道之中。邪教組織通常通過嚴格的紀律和規(guī)章，開展各種教化的課程、會議、組織活動及內部儀式，利用獎勵與懲罰，甚至采取監(jiān)視措施，達到控制成員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目的。
縱觀當代邪教的行為控制，主要有四個突出特點：
一是持續(xù)性。邪教的行為控制不是斷斷續(xù)續(xù)、時有時無的，而是連續(xù)不斷地滲透到信徒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活動之中，從生活起居到飲食習慣，從個人隱私到與人交往，都會發(fā)生改變。
二是封閉性。邪教組織將其信徒的一切行為都控制在邪教內部圈子里，隔絕其與外界社會的信息交流。“奧姆真理教”規(guī)定：凡是出家修行者都必須在教團內居住，過集體生活，所以每個出家的信徒都要遠離自己的親人，即使一家人一起出家，也不能住在一起。夫妻之間很少見面，就連小孩子也不能時常見到自己的父母。教徒與外界的聯(lián)系要受到嚴密的監(jiān)視，從外面寄來的郵件也必須先由“奧姆真理教”的骨干分子拆封，經檢查確認沒有“問題”后再交給本人。
三是嚴密性。邪教內部組織嚴密、等級森嚴，教徒行動受到教主的絕對控制。“太陽圣殿教”以教主為尊，思想行為受教主操縱，成員個個匿名，內部等級森嚴，神職人員與信徒之間壁壘分明。整個組織自上而下以“聯(lián)合政體”的方式組建，下設總部、分部和支部。教會要求信徒必須接受教主的絕對控制，自己的財產、事業(yè)、愛情等各個方面都必須向教主報告。教主對信徒有生殺大權，輕者任意體罰，重者甚至可以暗殺。
四是強制性。邪教內部一般都有嚴格的教規(guī)制度和紀律，對信徒實施強制性管束。“人民圣殿教”教主瓊斯用嚴格的紀律和懲罰管理內部，任何人不得違背他的意志，否則就是叛徒。更有甚者，他在教會內可以對任何一位女信徒提出性要求，而無人敢拒絕。移居圭亞那后，瓊斯對信徒實施的統(tǒng)治更為嚴厲。為確保他的統(tǒng)治，人們不僅要從事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從學齡兒童到老年人都要參加他組織的各種政治教育班，聽他沒完沒了的說教。為防止人們逃跑，更是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如設置武裝崗樓、沒收護照等，完全剝奪信徒的權利和自由。
二、“法輪功”實施行為控制的主要特點
在行為控制方面，“法輪功”既具有世界邪教的一般特點，同時也具有很多不同于其他邪教的特點。“法輪功”的行為控制手段和方式更加隱蔽、更有欺騙性，它對習練者的思想和行為控制的程度，較其他邪教有過之而無不及。
“法輪功”打著“來去自由”“松散管理”的幌子，使很多習練者起初認為“法輪功”是個開放性的組織，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加入“法輪功”，然而，進入后才發(fā)現(xiàn)“進門容易出門難”。
李洪志以高強度的思想洗腦來實施精神控制，并制定嚴密的規(guī)章制度加以管理，使其指令能在數(shù)小時，甚至幾十分鐘內傳達到基層習練者，對他們實施從思想到行為的全面控制。其主要特點是：
其一，以高強度的思想洗腦控制習練者精神。李洪志頻發(fā)“經文”，要求習練者“去掉人心”“放下人心”，把他們的思想觀念從一個“常人”轉變成一名“修煉人”；把“學法”作為“修煉”的主要內容和方式；把習練者的人生目標從追求現(xiàn)實利益改變?yōu)樽非筇摶玫某?ldquo;佛”成“神”；把李洪志從原來的“大覺者”神化為主宰宇宙存亡的“主佛”；同時以“法身”保護為由對習練者實施全方位監(jiān)視；以對“師父”不尊、不忠會增大“思想業(yè)”，甚至“形神全滅”來恐嚇習練者，從而徹底改變了習練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其二，以高頻率的重復活動控制習練者行為。李洪志采取高頻率、無休止的重復活動方式，要求習練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休止地重復“練功”“學法”“護法”“弘法”“講真相”“發(fā)正念”等，以行動的高密度安排壟斷習練者的時間和空間，進而壟斷其大腦思維。
其三，以高壓手段和教規(guī)約束習練者行為。在李洪志親自組織及授意下，“法輪功”制定了上至“法輪大法研究會”下至每個“練功點”的完備嚴密的制度和教規(guī)，先后出臺了《對法輪大法輔導站的要求》、《法輪大法弟子傳法傳功規(guī)定》、《法輪大法修煉者須知》等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通過這些制度，確立了李洪志在“法輪功”內至高無上的教主地位和各級骨干分子的職責以及廣大“法輪功”習練者必須遵守的規(guī)矩。
同時，李洪志以講法、發(fā)布經文的形式，頒布了名目繁多的教規(guī)。李洪志前期對“法輪功”內部諸如講法、法會、輔導、“練功”方式、出書、售書、對其他功派態(tài)度，到后來“講真相”“發(fā)正念”等具體活動和行為，都做了詳細的規(guī)定，設定了許多不可逾越的紅線。
另外，施加精神威脅和恐嚇。李洪志揮舞違反“法輪功”教規(guī)就會遭“報應”，被“銷毀”“淘汰”，招至“附體”、會被“舊勢力”“毀掉”，甚至“魔也不會放過”等嚇唬人的魔劍，對那些膽敢“不尊重”師父的人施加精神壓力，使其因懼怕遭到懲罰而俯首帖耳，甚至不得不違心地執(zhí)行李洪志的指令。
例如，李洪志發(fā)現(xiàn)有人擅自改動“練功”動作，十分震怒，于1996年9月專門寫了經文《大法不可竊》，威脅說：“這是宇宙大法，佛法的根本呀！傳給人是叫人得度，而你改動這么大的法……動一點已經是天大之過了。你們千萬不要為了執(zhí)著常人社會的如何而動邪念哪！危險至極呀！”尤為陰險的是，李洪志借機將“這些年有的學員突然死亡”的原因，說成“其中有一些就是因為這樣干了造成的”。這不僅將李洪志和“法輪功”致人死命的責任洗刷得一干二凈，同時又將罪名加在死者身上。
其四，以高度集權的組織模式維護李洪志的最高教主地位。對教主至高無上領導地位和權威的確立，是實施精神控制的重要前提。為達此目的，李洪志一方面逐步加大自我神化的力度，自封為“宇宙主佛”，另一方面建立起一個以李洪志為“最高統(tǒng)治者”，其余人員皆為“弟子”的具有明顯邪教特征的“邪教教主領導體制”。1993年1月5日，李洪志以“中國法輪功總站”的名義推出《中國法輪功章程》，而后苦心經營，建立起以李洪志為總頭目的“法輪大法研究會”、輔導總站、輔導站、“練功點”等金字塔式的組織機構。“法輪大法研究會”內部設立有“對外聯(lián)絡組”“功理功法組”“翻譯組”“辦事組”“老干部活動組”等，分工明確，并依靠現(xiàn)代通信工具實施指揮。
通過這一體制，李洪志將“法輪功”“經文”的出籠解釋權、人事任免權、財政支配權統(tǒng)統(tǒng)集中到自己手中，使其指令和經文能以最快的速度傳達給每一個習練者，從而達到對習練者行為的快速控制。李洪志在《法輪大法義解》中說：“輔導站的站長都是由我們研究會批準的，大多數(shù)是由我親自任命的、指定的。”對“表現(xiàn)不好”的，上級有權罷免。他還規(guī)定，“輔導站的站長必須是參加過我的學習班”。李洪志不允許任何人對“法輪功”的教規(guī)、紀律有半點偏離，否則，“見一個換一個，絕不能留下”。在1998年5月北京“法輪功”組織人員圍攻北京電視臺事件后，李洪志立即罷免了北京總站一名在此事件中態(tài)度不積極的骨干。
三、“法輪功”實施行為控制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
李洪志和“法輪功”是通過組織開展一系列活動來實施行為控制的。從“法輪功”組織和習練者的活動和行為特點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創(chuàng)立傳播階段（1992年5月“法輪功”成立至1994年年底）。在兩年多時間里，李洪志主要忙于到各地舉辦傳功報告會、辦班，傳播“法輪功”，建立“法輪功”各級組織和規(guī)章，而習練者則多以家庭式“練功”“學法”為主。
第二階段為鞏固發(fā)展階段（1994年年底至1996年上半年）。1994年12月《轉法輪》一書出籠，標志著“法輪功”歪理邪說體系的基本形成，同時，境內各省、區(qū)、市組織機構也基本建立完畢。這一階段，李洪志要求學員把反復通讀、背誦《轉法輪》的“學法”“修心”放在“修煉”的首位，此時“法輪功”的主要活動方式是以群體性的集體“練功”、集體“學法”和舉辦“法會”為主。
第三階段為擴張滋事階段（1996年6月“法輪功”組織圍攻《光明日報》社至1999年4月25日圍攻中南海）。這一階段，隨著“法輪功”組織的急劇膨脹，李洪志政治野心逐步顯露。李洪志確立了與社會輿論批評和政府管理相對抗的方針，對習練者提出了“護法”的行動要求，導致境內的“法輪功”在李洪志“護法”指令下鬧事活動逐步升級，有組織、有計劃的群體性活動成為境內外“法輪功”關注的熱點。
第四階段為掙扎對抗階段（1999年7月至今）。1999年7月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李洪志不甘心失敗，為撈取政治資本，以“正法”“證實法”為名，要求“法輪功”習練者進京“上訪”滋事、“講真相”和圍攻當?shù)攸h政機關。這些成為了其行為控制的主要形式。2002年以后，隨著各級司法機關對“法輪功”違法犯罪行為打擊力度的加大，“法輪功”為保存實力，被迫改變策略，在大陸的“法輪功”活動基本轉入地下，李洪志要求習練者重點做好“學法、講真相、發(fā)正念”三件事。這一時期，為擴大影響，“法輪功”在海外逐漸建立了完備的宣傳機構，組織開展“神韻藝術演出”等文化宣傳活動。下面對“法輪功”組織七個方面的主要行為和活動加以分析。
（一）令世人驚嘆的超強“學法”
“學法”就是反復學習、通讀李洪志寫的《轉法輪》、《法輪大法義解》等書以及他在各地的“講法”。無論在“法輪功”初創(chuàng)時期還是在“正法”時期，李洪志都把灌輸其歪理邪說的洗腦式反復“學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第一，千方百計誘導習練者“學法”的自覺性。李洪志將“法輪功”吹捧到無與倫比的地步，吹噓自己編造的“法輪功”歪理邪說是“宇宙大法”“超常的科學”，至高無上，無所不能。
他說：“我講的是宇宙的理，而且是宇宙從上至下的一個最大的、能夠給宇宙的眾生、不同層次的神和人開創(chuàng)生命環(huán)境這樣一部大法”（《歐洲法會講法》）；“‘佛法’（法輪大法）是最精深的，是世界上一切學說中最玄奧、超常的科學……一切奧秘的洞見，無所不包，無所遺漏……可以為人類洞徹無量無際的世界……千古以來，能夠把人類、物質存在的各個空間、生命及整個宇宙圓滿說清的唯有佛法”（《轉法輪》）。
第二，李洪志把認真“學法”作為真正修煉的標準。他多次強調：“那些只練動作不學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學法修心，加上圓滿的手段──練功，確實從本質上改變著自己，心性在提高，層次在提高，這才是真正的修煉”（《何為修煉》）；“修煉就要多看書，很多人在修煉中不重視學法是不對的”；“你要不學法你什么都得不到”（《歐洲法會講法》）。
為了證實念書“學法”能長功，李洪志在《北京法輪大法輔導員會議建議》中誘導說：“我的書中每一個字，在淺層次上看是一個法輪；在深層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連偏旁部首都是單個的，經過你的嘴念出來的時候，那也是不一樣的。好多人已經修煉出很不錯的功，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嘴里出來的都是法輪。就是說這本書不是一般的書，當然層次不夠的還是不行。”
很多習練者聽信此言，為追求這種超常的功能而拼命念書“學法”。
第三，李洪志把無休止地反復看書作為“學法”的基本方式。1994年9月，李洪志在長春輔導員會議上，對長春“法輪功”人員“集體學法”、反復念書、逐段討論，乃至背書的做法予以了肯定，隨即在全國推廣。
他說：“現(xiàn)在長春能有上萬人在背書，他們現(xiàn)在學法形成一個什么情況呢？就是坐在那兒開始學，不用書，他從頭開始背書，停下，另一個接著背，一點都不會差的，一個字不錯的接著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這樣接著背。后來又發(fā)展成抄書。如果抄錯一個字，就全部重來，全部從新抄”（《北京法輪大法輔導員會議建議》）。
在李洪志這種強力推動下，在整個“法輪功”內迅速掀起一個讀、背、抄《轉法輪》的高潮，很多習練者為了早日“長功”“圓滿”，成“佛”得“道”，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精力投入其中，這種令世人驚嘆的行為，恰巧是李洪志精神控制的杰作。
由此可見，李洪志所提倡的“學法”本質就是一種高強度、大劑量、持久性的思想“洗腦”活動。
（二）日復一日地無休止“練功”
“練功”即練習“法輪功”的五套功法。李洪志稱之為“圓滿的手段”（《何為修煉》）；“動作是修煉圓滿的輔助手段”（《大圓滿法》）。其地位雖然不及“學法”，但卻是李洪志親自編造和示范表演，不允許他人有半點改動，習練者每天都必須重復練習的基本功。
其實，這五套功法是李洪志以“禪密功”和“九宮八卦功”為基礎，吸收了一些泰國舞蹈動作拼湊而成的，并非李洪志原創(chuàng)。
1992年5月李洪志“出山”后到各地辦班期間，親自登臺“講法”，并現(xiàn)場演示“法輪功”的功法動作。1993年4月編纂出籠的《中國法輪功》一書中，以李洪志的演示動作為標準，對五套功法作了展示。后來李洪志將五套功法稱之為“大圓滿法”，并解釋說：“法輪佛法還有修命的部份，這就要通過佛家上乘大法的大圓滿法的動作去煉了。”
“動作一方面是用強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機制加強，從而達到法煉人；另一方面在身體里還要演化出許多生命體。在高層次上修煉要出元嬰即佛體和演化出許多術類的東西，這些東西都要通過手法去演練。動作是本大法圓容圓滿的一部分，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雙修的修煉方法，也叫大圓滿法”（《大圓滿法》）。1994年12月在北京輔導員會議建議中，李洪志說“練功”“是很重要的，性命雙修的功法，當然是必不可少的”。還要求輔導員要對新學員認真輔導，把動作做準確，可見他對“練功”是十分重視的。
“練功”作為“法輪功”規(guī)定的一種持久性的重復活動，對強化習練者的“法輪功”意識起著潛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一，“練功”占據“法輪功”習練者的大量時間。對起初打著“氣功”“祛病健身”旗號騙人的“法輪功”來說，“練功”是其招攬人的一張招牌。李洪志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每天都要練習，但他暗示一天早晚練兩遍最好。按“法輪功”統(tǒng)一制作的“練功”磁帶，五套功法練一遍就需兩個小時，這種長時間“練功”占用了“法輪功”人員相當多的時間，使其身心沉浸于“法輪功”氛圍之中。
其二，其五套功法特點介紹及其名稱都打著強烈的“法輪功”印記。李洪志在功法特點介紹中，特別強調“修煉法輪”“法輪在煉人”“修煉主意識”“既修性又修命”等特點，要求學員“在大圓滿法中練功時不能恍惚，不能忘我，時時由主意識支配自己練功。這樣煉出來的功長在自己身上，自己得功，這個功自己可以帶走。法輪大法珍貴就珍貴在自己得功”（《大圓滿法》）。而“法輪功”五套功法名稱，即：佛展千手法、法輪樁法、貫通兩極法、法輪周天法、神通加持法，其“練功”前所念口訣中的“似妙似悟，法輪初起”“凈化本體，法開頂?shù)?rdquo;“旋法至虛，心清似玉；返本歸真，悠悠似起”等，可以引導習練者“練功”時與“法輪功”身份和“法輪功”意識緊密聯(lián)系起來。
因而，習練者在練習動功時，不知不覺中用“法輪功”的觀念代替了自己的原有意識。
其三，由于李洪志聲稱給每一個習練者腹部下了“法輪”，并在不停地旋轉，因而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將注意力集中于腹部的“法輪”上。特別是李洪志講過，如果“走偏了，‘法輪’就會失效，而且還會給你在修煉中帶來許許多多麻煩事”。很多人因為擔心“法輪”失效而在練習動功時格外小心認真。
其四，由于“法輪功”的五套功法大部分是從氣功中吸收來的，因而長期有規(guī)律地堅持“練功”對身體健康必定是有益的，但很多“身體受益型”習練者錯將受益原因歸結為“法輪功”本身，從而愈加相信“法輪功”。這也是一些“身體受益型”癡迷者思想特別頑固、難以轉化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這種充滿“法輪功”意識的持久、反復的“練功”行為，不僅能將習練者的行為控制起來，而且對強化習練者的精神控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強化“法輪功”環(huán)境氛圍的“集體練功”
“集體練功”是“法輪功”的一種群體性活動行為，它不但能擴大“法輪功”的社會影響，更重要的是能形成一種具有“法輪功”氛圍的“練功”環(huán)境，能產生強烈的群體感染效應?；顒雍托袨槟芨淖內?，環(huán)境和氛圍能刺激人。李洪志正是運用這個原理，通過誘導和強行組織開展各種充滿邪教色彩的活動，營造了一種利于洗腦的環(huán)境和氛圍，讓人看到、聽到、聞到、體會到的，都是能強化“法輪功”意識的東西。用李洪志的話說，“集體練功”能“形成一個環(huán)境，這個環(huán)境是改變人表面的最好辦法”，能“熔煉人的行為”。這清楚地表明，李洪志要求“集體練功”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改變人的行為”，是為加強其精神控制服務的。
在李洪志的要求下，各地“法輪功”都把“集體練功”時間固定下來，一般每星期少則兩三次，多則七次。每次少則兩三個小時，多則半天一整天。為了烘托氣氛，“集體練功”點一般還懸掛“法輪功”橫幅，有的要求習練者統(tǒng)一穿戴帶有“法輪功”標記的黃色練功服，從而使“練功點”成為一個充滿“法輪功”氣息的小環(huán)境。
從“4·25”事件發(fā)生后到“7·22”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之前，李洪志還特別強調“集體練功”。其目的是妄想通過“集體練功”將習練者趕到街頭、公園等公眾場合，借此顯示力量，發(fā)泄不滿，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之后，國內部分習練者依然視國家法律于不顧，仍然暗自在一些秘密“練功”點“集體練功”。
（四）增強群體感染力的“集體學法”和“法會”
在要求習練者“集體練功”的同時，李洪志也要求他們要“集體學法”，主要內容和方式就是通讀《轉法輪》等書籍和經文，并討論交流學習心得。在《法輪大法義解》中，說：“逐章逐節(jié)的，大家念一念、討論討論。學習時間的安排像集體練功一樣固定下來……我們開個頭，在全國各地輔導站能起到一個很好的帶頭作用。然后全國各地可以效仿，這樣對我們提高認識是非常有好處的。”到1996年6月26日，李洪志拋出《法會》經文，將這種“集體學法”形式稱為“法會”，對舉辦法會作出了嚴格的規(guī)定。他說：“學員的發(fā)言稿，一定要由輔導站審定。”可見，在“法會”上習練者只能按李洪志確定的內容去講、去想，從而將其思想牢牢限定在“法輪功”限定的框框內。
李洪志逃到國外后，這類法會更是經常性地召開，他也經常親自參加一些大型的交流活動，后期的經文也多是通過這種形式發(fā)布的。
同“集體練功”一樣，“集體學法”和“法會”這種群體性的誦經、心得交流活動，對加強習練者的精神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是能通過特殊的儀式和內容，營造極端的情緒氛圍，使習練者始終處于強烈的興奮狀態(tài)；二是無形中擴大了暗示、從眾、互動、感染的心理效應和實際效果，從而強化“法輪功”的集體認同感和行為模式的統(tǒng)一。如“法會”通過一些癡迷者在“練功”過程中出現(xiàn)的幻覺和“特異功能”的交流、互動，暢談各自“學法”的實際效果，通過互動證明“練功”成效，能誘導一些修煉者特別是一些新加入人員對“法輪功”深信不疑，使一些思想動搖者消除懷疑，從而以更加積極的心態(tài)去修煉、“袪病”“消業(yè)”；三是有利于增強“法輪功”內部成員與成員之間的身份認同，由單純的信息交流過程上升到拉近彼此心理、感情上的距離，大大增強“法輪功”群體的內部凝聚力。后期的“法會”還增加了對修煉者的監(jiān)督作用，一旦發(fā)現(xiàn)有人思想動搖，有轉化苗頭，立即會遭到癡迷者的集體圍攻，以種種理由勸說其消除轉化念頭，甚至以“叛徒”“猶大”相攻擊，更使得習練者欲罷不能。
（五）肆意踐踏法律的“護法”
李洪志最初提出“維護大法”是針對內部人員提出來的，在《法定》、《永遠記住》經文中要求學員們從“自我做起維護大法”，并稱銷毀各地負責人的講話，“大法”“總會負責人”的講話，還有私自整理的李洪志的講話稿、錄音、錄像等，“是一次最徹底的維護大法”。自1996年6月“法輪功”組織千余人圍攻《光明日報》社，李洪志先后拋出《大曝光》、《挖根》經文后，“護法”就成為李洪志唆使“法輪功”人員非法集聚、搗亂鬧事的代名詞。
早在“法輪功”被取締前，李洪志就對社會揭露和批評“法輪功”的新聞媒體橫加指責，組織人員進行圍攻鬧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反對偽科學要警鐘長鳴——由<轉法輪>一書引發(fā)的思考》，給惡性膨脹的“法輪功”及不可一世的李洪志一記重拳。李洪志怕得要命，發(fā)指令要求“大法弟子”“去掉怕心”“放下生死”，把如何看待《光明日報》的文章說成“大法弟子”是否效忠他這個“教主”的一次表現(xiàn)機會，指揮、煽動“法輪功”習練者圍攻《光明日報》社。同年8月拋出的《大曝光》經文中，李洪志對那些參與鬧事的人大加贊揚，而對那些沒有參與圍攻活動的卻十分不滿，稱這些人“嘴上說好，實質在破壞”“大法”。為了鼓動這些人去掉“怕心”，大膽出來鬧事，李洪志以“考驗‘大法弟子’心性”為由，要求習練者去掉怕心，丟掉顧慮，不能因為“心里產生怕的念頭而掉下來”，公開鼓動“怕什么，頭掉了身子還在打坐的”。
《大曝光》成為驅使“法輪功”習練者圍攻新聞媒體的動員令，成為其挑戰(zhàn)法律、對抗政府，干涉公民言論、信仰自由的宣言書，標志著“法輪功”的修煉形式從以“學法”為主到以“走出來”鬧事為主的轉變?！洞笃毓狻窉伋龊?，“法輪功”就在全國各地瘋狂組織習練者對黨政機關和新聞單位進行圍攻?！豆饷魅請蟆飞纭ⅰ洱R魯晚報》社、北京電視臺、《河北政法報》社、《滄州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沈陽電視臺等數(shù)十家新聞單位均因刊登播發(fā)揭露“法輪功”危害的文字和報道，相繼遭到“法輪功”的圍攻。
但李洪志仍不滿意。1998年5月底，北京“法輪功”組織千余名習練者圍攻北京電視臺事件不久，李洪志又拋出《挖根》一文，他寫此文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告訴學員“這件事本身的對與錯”，而是將矛頭對準了那些對此事件心存猶豫表現(xiàn)“差勁”的習練者，要從根本改變這些人“還在用人那種人維護人的觀念認識的問題”，扭轉一些習練者因相信李洪志的“大法永遠不參與政治”而對出來鬧事裹足不前的問題。所以，李洪志指出：“我早就看到有個別人，心不是為了維護大法，而是為了維護人類社會的什么……你現(xiàn)在是個修煉的人，站在什么基點上看待大法，這是根子上的問題，也正是我要給你指出的。”李洪志十分明確地要求習練者“從根子上挖掉”“維護人類社會”的觀念，讓習練者在“維護大法”還是“維護人類社會”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從而將“法輪功”與“人類社會”完全對立起來，公開撕掉了“法輪功”“永遠不參與政治”的假面具。
接著，在隨后舉辦的長春、新加坡講法中，李洪志為其以鬧事、對抗的方式對待新聞媒體和社會批評制定了“法理”根據，并進一步對習練者施加壓力。他說：“能不能夠從人中走出來，這是能不能圓滿的至關重要的一步，必須得走這一步”；“就像我們前段時間北京發(fā)生的事情，你能不能走出這一步來”，特別強調習練者在生死關頭經住考驗，“看你能不能走出來”。
在李洪志這些經文的煽動下，全國各地發(fā)生數(shù)百起“法輪功”人員圍攻新聞單位、黨政機關事件。據統(tǒng)計，從1996年到1999年7月“法輪功”被依法取締前，“法輪功”組織策劃了78起300人以上的圍攻黨政機關、新聞單位事件。而1999年4月25日，李洪志親自組織指揮一萬多名“法輪功”習練者在中南海周圍非法聚集事件，更是達到國內鬧事的頂峰。
1999年4月初，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師范大學（原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志上發(fā)表《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指出青少年練習“中功”“法輪功”“香功”等氣功容易引發(fā)精神疾病，并非專門針對“法輪功”。但此文卻在天津“法輪功”組織中引起軒然大波。在天津“法輪功”組織的煽動下，4月19日，眾多“法輪功”習練者突然涌入天津師范大學靜坐示威，繼而發(fā)展到圍攻天津市委、市政府，人數(shù)最多時達到6000多人。此時的李洪志處心積慮要制造更大規(guī)模的鬧事活動，認為時機已到，親自下達了“要去中央，去國務院”“人來的越多越好”的指令。4月25日，在“法輪大法研究會”的精心組織策劃下，河北、遼寧、北京、天津、山東、黑龍江、安徽等地一萬多名“法輪功”習練者在中南海周圍非法聚集長達20小時。這一非法聚集事件在國內外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是李洪志及其“法輪功”邪教組織反動政治野心的一次大暴露。
可見，“護法”行為置國家法律于不顧，將“法輪大法”置于國家法律之上，肆意踐踏法律，是明顯的違法行為。李洪志以“護法”為名向“法輪功”習練者施加壓力，驅使他們走出家門尋釁滋事，將大批習練者推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由此可以看出，“法輪功”的這種“護法”活動帶有很大強制性，也暴露出李洪志為維護自己的教主地位，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不惜犧牲習練者的利益，甚至要讓他們“流點血”付出生命的代價。而對“法輪功”習練者來講，一旦選擇走“護法”鬧事的道路，就會在邪路上越走越遠。“護法”這種極端狂熱的群體性行為，對強化他們的邪教意識和觀念有著重要作用，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法輪功”對信徒的精神控制。（待續(xù)）
（節(jié)選自《“法輪功”精神控制透視》第二章“法輪功”精神控制的主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