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后疫情”時代助推著大眾注意力資源向網絡媒介的遷徙，邪教利用互聯(lián)網媒介的網絡化程度空前加深，形成具有“線上線下通聯(lián)互動特征”的網絡邪教，由此增加了治理邪教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邪教產生危害的本質是信息，借用傳染病學模型的個體傳播狀態(tài)之思維邏輯，進而從內容、渠道、形式、個體與場景等主要傳播要素出發(fā)，構建面向廣大受眾和網絡邪教成員的“二元對策”，并以跨媒介敘事等方式順應全媒體傳播大勢。在此過程中，處于治理網絡邪教傳播鏈上的相關干系方之深度參與必不可少。

關 鍵 詞：網絡邪教；二元對策；傳播要素

自2020年全球爆發(fā)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來，三年有余的時間里世界多地民眾在持續(xù)保持社交距離的狀態(tài)中度過。疫情帶來近乎強制性的線上模式極大加速了“無接觸社會”的到來，大眾對線上生活方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適應力。5G等移動通信技術的日趨普遍化應用恰在這一特殊時期支撐了線上模式的廣泛蔓延，產生深遠影響，其建立的無處不在的實時連接，使得要避開網絡連接反而不易。這同時亦推動了媒介之間相互交融的一體化發(fā)展趨勢，在“新媒體”“媒介融合”等概念和實踐應用的基礎上逐步衍生出“全媒體”新形態(tài)。處于“后疫情”時代，人們的注意力資源更加匯聚于網絡空間，這無疑增加了邪教治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一、網絡邪教傳播原理

邪教產生危害的本質在于信息，信息經由傳播渠道（口口相傳、紙媒、新媒體等）觸達受眾，進而可能被受眾消費、建立信任甚至最終改變態(tài)度和行為。網絡邪教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指“利用互聯(lián)網進行線上線下通聯(lián)互動的邪教”等新的邪教活動模式，其治理的關鍵是邪教組織在互聯(lián)網空間所生產的虛假信息。網絡邪教虛假信息就猶如在獵捕潛在受眾。事實上，病毒與信息二者的傳播高度相似，借鑒流行病學模型，即根據個體在病毒傳播過程中的狀態(tài)進行三類劃分，之后對狀態(tài)的轉移變化開展分析與干預。在網絡邪教虛假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受眾的傳播狀態(tài)同樣遵循這樣的劃分邏輯：即未知情狀態(tài)（Susceptible，S）、知情狀態(tài)（Informed，I）和免疫狀態(tài)（Recovered，R），并在此基礎上新增一類為感染狀態(tài)（Contaminated，C），以便完整描述網絡邪教傳播中受眾的不同狀態(tài)特征?，F(xiàn)實意義上，在任意某一時間節(jié)點，該模型中的四類受眾共存。

其中，S類受眾表示個體尚未了解信息，將在信息傳播到來時了解信息；I類個體表示已經了解信息，但可能處于搖擺狀態(tài)卻不自知，具有通過不同媒介進行再次傳播的能力；R類表示個體是在了解信息之后，因認為信息無趣、無用或虛假而選擇過濾掉，個體將不會將信息擴散至其他個體；C類則表示個體已然被信息所感染而卷入邪教。從該模型出發(fā)，治理網絡邪教的美好愿景是能夠低成本和高速率地促使受眾達成免疫R狀態(tài)，形成群體免疫。該基本模型從傳播學的視角為網絡邪教治理提供了獨具啟發(fā)性的思考方向。

圖1 邪教信息傳播基本模型

二、傳播視域下治理網絡邪教“二元對策”

圖1模型中，令盡可能多的個體處于R狀態(tài)是治理網絡邪教所期望的目標。而最終能進入R狀態(tài)有兩條基本路徑，其一是S-I-R，這是期望廣大網絡受眾快速進化的路徑，抑制I轉換為C是關鍵；其二是C-R，意為幫扶卷入邪教的成員回歸正常生活，繼而形成最終的免疫。在此，圍繞上述兩條路徑而驅動受眾向R狀態(tài)進化，則構成了基于信息傳播的治理網絡邪教之“二元”對策邏輯。

1.面向廣大受眾的進化對策

廣大受眾對網絡邪教虛假信息能夠達成免疫狀態(tài)，依托于有效“疫苗”的研制與供給，這是如同病毒防治的一種事前預防思維，關口前移，換來較低的治理成本和社會影響。值得思考的是，身在境內外互聯(lián)互通的開放網絡空間，倘若期望個體始終處于S狀態(tài)并不現(xiàn)實，故而主動以開放的媒介宣傳引導受眾獲取有關邪教認知和網絡化發(fā)展，而非直接回避敏感議題。當隨后偶遇這類虛假信息之時，從而可能抑制個體朝向C狀態(tài)蛻變。

在此，驅動受眾達成R狀態(tài)的“疫苗”包括面向廣大受眾的有效教育引導，并對網絡邪教“病毒”擴散予以及時防范。這將強烈依賴于相互適配的傳播內容、傳播渠道與傳播形式的選擇，內容、渠道與形式共同構成了驅動受眾向R狀態(tài)進化的傳播要素。

（1）傳播內容

內容本身可喻為“道”，在所有傳播要素中處于核心地位，是以內容生成能力為導向。之所以用“生成”而非“生產”，是兼顧了受眾的理解過程，即受眾方可以讀出來的意思。教育引導性內容可聚焦于網絡邪教特征、危害、動向及易感人群等邪教核心認知的準確信息，提升受眾防范意識和甄別能力?！案瓷险f，人們在邪教問題上出現(xiàn)的愚昧是認識問題和思想問題，對待愚昧的辦法，和對待貧困一樣，那就是擺脫。最基本的愚昧現(xiàn)象是缺乏知識，而想要擺脫知識缺乏的狀態(tài)，只有靠學習知識，沒無它法”。當然，傳播內容開發(fā)與網絡邪教之變化始終處于動態(tài)博弈之中：譬如互聯(lián)網空間內的類邪教團體以符合邪教核心特征的偽裝面貌示人、網絡邪教虛假信息隱蔽地嵌入全球熱點敘事等邪教新趨勢，就有必要及時地推出警示性內容資源。與此同時，優(yōu)質傳播內容將決定傳播的深度，“真實”尤其是開發(fā)有關網絡邪教危害內容的永恒底色。譬如，持續(xù)挖掘微觀個體深受其害的細節(jié)，力求用“有人的故事”在情感層面打動受眾，形成有溫度的共情故事。“同情傷者”“規(guī)避危害”這種具有普遍意義上的集體認同應作為教育引導性內容的主流敘事，通過情感進行社會動員。同時，傳播內容非千人一面，卷入網絡邪教個體在年齡、社會圈層等方面非同質化特點則意味著有必要采用區(qū)域化、分眾化的內容設計，針對特定易感群體，提煉獨具代表性的人性化事例以及相應的預警與防范等實務認知，從關注遭受網絡邪教迫害的個體命運出發(fā)，以小切口展現(xiàn)大真相！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關于網絡邪教與反華勢力勾結的涉華議題，即如何面向受眾來有效生成相應的反制內容，防止“病毒”擴散？某些網絡邪教組織已淪為主動自愿地為西方政客抹黑中國的集團化“數字勞工”。其通過布局廣泛的網絡媒體影響境內外其他媒介，甚至通過多種非自有的媒體源，間接或含混地運用相同的敘事。在這樣的傳播背景下，針對某些網絡邪教組織頻頻利用以新冠疫情、國內外涉政等為主題的議程，應以客觀自信的姿態(tài)向大眾釋疑解惑，以計劃性的節(jié)奏開展涉華議題的內容設計，以背景知識的輸出、專家深度解讀等來促成受眾內心中正確意義的生成，在內容閱讀中潛移默化地促成受眾“入腦贏心”，破除邪教炮制的涉華虛假信息輿論，遏制通過全球熱點來試圖攫取受眾注意力從而進行極端思想滲透的不軌圖謀。但同時不可依賴“答辯思維”，對無意識地陷入對方設置的思維禁錮予以高度警惕，而是在中國人自己設計的敘事框架內講好中國的網絡反邪教故事！這其實涉及了國際傳播的問題。

（2）傳播渠道與形式

傳播渠道與傳播形式均可喻為“術”，是以內容傳播擴散能力為導向。首先，為能觸達最廣泛的受眾，傳播渠道要適合于不同圈層的媒介消費習慣。媒介渠道沒有優(yōu)劣之分，目標受眾能接收到即是適合的。在針對某網絡邪教的調研中發(fā)現(xiàn)，該組織的信徒圈層迥異，且從年齡譜系上從青少年直至高齡老人，已然打破了傳統(tǒng)的刻板印象。因此不同主流媒介的應用都需要納入治理網絡邪教的視野，形成相對齊全、均衡的反網絡邪教媒介矩陣，并針對易感人群等特定目標受眾選用合適的傳播渠道。倘若認為運用傳統(tǒng)紙媒來宣傳網絡邪教防范還是停留在上世紀的做法，或是認為應用“彈幕”技術而形成眼花繚亂的視覺效果是對所傳播內容的無形干擾，均是對傳播渠道選擇的誤讀。網絡邪教防范內容出現(xiàn)在何種媒介上完全取決于受眾的媒介使用偏好，忽視了紙媒意味著忽略了部分老年群體或是執(zhí)著于紙媒閱讀的個體，略去“彈幕”等新媒體技術則預示著丟失了許多青少年受眾或是熱衷于追求時尚潮流的人群。當然，技術對媒介傳播變革的驅動不容小覷，特別是“后疫情時代”無疑助推了廣大受眾向網絡化媒介的全面遷徙，“全民觸網”時代已然到來，移動化傳播逐漸成為大眾獲取信息的主流途徑，如新聞客戶端等公共信息平臺、基于興趣或主題的信息網絡等，因此線上傳播渠道理應在治理網絡邪教過程中給予特別關注，發(fā)揮更大作用！因此，教育引導性內容的傳播則需及時地順應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和媒介傳播發(fā)展的趨勢，在傳播渠道上就亟需組合運用不同移動媒介的潛質，形成針對優(yōu)質傳播內容在多落點、多平臺上的接續(xù)傳播，以利能觸達更廣泛的受眾。

（3）跨媒介敘事

當目標受眾經由某種傳播渠道接收信息之后，是否被閱讀即成為重點關注對象。受眾是視而不見、跳躍瀏覽還是全文閱讀則不僅取決于內容質量，還依賴于與媒介渠道相適配的呈現(xiàn)形式。倘若移動媒介配有大量文字或冗長視頻顯然不合時宜，或用晦澀難懂的學術話語來面向普通大眾等均難以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在此，采用發(fā)端于韓國文創(chuàng)業(yè)的跨媒介敘事（One source Multi-Use, OSMU），即“一個來源，多個用途”的全媒體時代傳播趨勢，是網絡邪教治理的一種現(xiàn)實選擇。我們將同一取材內容橫跨多種媒介并保持相互聯(lián)系，形成網絡邪教防范傳播的多元敘事框架，使優(yōu)質的題材內容得到多次開發(fā)與利用，以不同傳播形式在不同的平臺渠道上多次傳播。譬如同樣一則關于網絡邪教相關危害的題材內容，能夠針對不同目標受眾來實施有區(qū)別的內容呈現(xiàn)形式：面向大眾的信息圖表(Information Graphic)，以可視化解析的形式呈現(xiàn)邪教的社會危害，圖表信息量是高于等面積文字的，通俗易懂，老少皆宜；面向老齡群體的富有極簡風格的圖文作品；面向青年群體的將圖片、視頻、表情包及網絡語言等混合的社交媒體敘事模式；偏重于高知群體的多媒體“慢新聞”，提供更多相關網絡邪教危害原理的解讀分析等。運用適合的內容呈現(xiàn)方式來放大不同傳播渠道的各自優(yōu)勢，使傳播渠道與內容呈現(xiàn)形式之間相互契合。

當然，“道”是根本，“術”為“道”而服務?！靶g”“道”融合才會形成有力量的表達，普遍運用大眾聽得懂的民間話語來實現(xiàn)網絡邪教教育引導的優(yōu)質傳播，將實用的網絡邪教認知在更廣泛的受眾中間“入腦贏心”。

2.面向網絡邪教成員的幫扶對策

在與某網絡邪教成員的調研中看，其成員維持練功的外在動力在于有關極端思想信息的持續(xù)性接收。這種信息有可能來自功友、紙媒或網絡媒介等，由C轉入R狀態(tài)強烈依賴于對信息的有效阻斷。境內多地現(xiàn)行的對網絡邪教成員的幫扶多集中于封閉空間，在連續(xù)多日全封閉環(huán)境下進行深度說服。這種基于現(xiàn)有實踐經驗而形成的相對固定的幫扶模式，有其成功實踐的一面，但這種方式成本高，且不排除再次卷入的風險，即由R可能逆轉為C狀態(tài)。特別是當網絡邪教前成員一旦具備與其他邪教成員或前成員連接的條件時，極易誘發(fā)反彈，與毒品復吸相似。如何在非封閉環(huán)境下，實現(xiàn)面向這類特殊個體的持續(xù)追蹤與指導是擺在眼前的現(xiàn)實命題，即針對網絡邪教成員幫扶方法的創(chuàng)新問題。

全媒體時代所蘊含的“全程”“全息”等傳播特征為我們提供了些許線索。時下的社交應用走向深化，聊天APP等終端應用愈發(fā)成為廣大網民來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媒介平臺，聊天應用媒體化趨向明顯。尤其是移動終端粘性強大，與個體如影隨形相伴的特質，放大了互聯(lián)網的本質：各種對象之間的關系與連接。而針對網絡邪教成員的幫扶，恰恰需要移動空間所提供的一種在特定對象之間長期性連接的媒介環(huán)境，這也是在線下難以實現(xiàn)的痛點。因此，不妨借力“微信”“微博”等移動社交平臺的渠道，開展圍繞與被幫扶網絡邪教成員關聯(lián)者的垂直傳播與信息跟蹤，即在社交渠道上承載有目的的內容傳播，并從收集的信息中來了解可能遇到的真實問題或先兆跡象。

關于網絡邪教成員幫扶的精準信息在于緊密結合個體所處的切身境遇與社會聯(lián)系，對癥下藥，形成“多方協(xié)同發(fā)聲”的深度說服線上交互環(huán)境，這顯然不同于以輸出反邪教基本認知為導向的面向廣大受眾的面上教育引導，而是強調對準個體的極強針對性。由此，嚴格把關入口的移動群組是一個關鍵起點，移動社群中每一信息落點以及流動路徑直接可感，受眾的信息閱讀深度、信息引發(fā)的意見等，也更容易觀測。這同時相當于反向運用前文提及的加密群組等移動媒介，以利正向信息的極化發(fā)展。針對邪教成員的幫扶路徑，因具有較強的社交屬性，建議將個體與場景作為主要考慮的傳播要素。

（1）個體成員結構設計

傳播要素中的個體則指向移動群組的成員結構。實踐中，可由政府主導的“第三方”專業(yè)機構來提供幫扶服務的全過程管理，在這類專業(yè)機構就職的人員暫且稱之為專業(yè)人員。按上述思路，我們可初步組建如下三類群組。

第一類為“專業(yè)人員+親屬團”群組。在北京市某幫扶基地調研中發(fā)現(xiàn)，到該基地接受幫扶的網絡邪教成員基本離不開其親屬的全力配合。群組內可充分利用家屬這一與網絡邪教成員的親緣關系來聯(lián)手開展幫扶，組建“專業(yè)人員+親屬團”群組。在專業(yè)人員的溝通引導下，邪教成員的親屬之間本就形成一種互助關系，讓他們相互鼓勵，分享心得，看到希望?，F(xiàn)已存在這樣的相似先例：美國“癌癥在線資源協(xié)會”(Association of Cancer Online Resources, ACOR)網站，它就是一個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網絡，對特殊的、不常見的癌癥感興趣的ACOR用戶，已經從許許多多的患者和護理人員的集體智慧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二類是“前成員+專業(yè)人員+受幫扶邪教成員”群組。阻斷與其他網絡邪教成員的連接能極大地促成受幫扶人員回歸社會。然而，任何事物戛然而止，當瞬間打破原有生活平衡的情形下，個體常會陷入心理折磨期，對癡迷者而言甚至出現(xiàn)難以割舍的內心掙扎，像帶有魔力之“癮”。沒有相似經歷的人可能很難想象。因此，從可靠的網絡邪教前成員出發(fā)，設身處地以個人經歷開展情感幫扶，將志愿參與可靠的邪教前成員引入群組，組建“前成員+專業(yè)人員+受幫扶的網絡邪教成員”群組。該群組的人員結構即仿照了線下幫扶的角色構成，將線下直接復制到線上空間。

第三類為“受幫扶網絡邪教人員+專業(yè)人員+親屬”群組。針對回歸社會不久的前成員有可能再次卷入的風險，可利用移動群組能夠提供的便捷而持久的線上連接特點，將移動群組媒介作為現(xiàn)有全封閉幫扶基地的接續(xù)和延展，細水長流式地跟蹤在線下受幫扶人員的思想波動或征兆，出現(xiàn)異常行為及時給予干預，以利穩(wěn)固前期幫扶的成效。

注：白色為專業(yè)人員；黑波紋狀為親屬；黑色為受幫扶的網絡邪教成員；深灰色為網絡邪教前成員；     淺灰色為回歸不久網絡邪教成員

圖2 移動群組模型

上圖的專業(yè)人員A、B、C分屬于上述三類群組，在各自群組內發(fā)揮預設的持續(xù)追蹤與指導的作用。同時，為實時掌控幫扶個體的狀態(tài)與進展，A、B、C單獨組建專業(yè)人員群組，形成跨群組結構。實踐中,除就網絡邪教成員的幫扶之外，為防范邪教毒害，亦可嘗試就特定高風險群體建立相關的預防性干預群組，將朝向C狀態(tài)扭轉為R狀態(tài)。

（2）適宜場景的構建

在關注個體這一傳播要素的基礎上，場景是指組建適合的情境，保持組員對群組的連續(xù)關注，進而可持續(xù)發(fā)揮網上幫扶的作用。上述每一類別群組均離不開在特定場景下的精心經營，而這關鍵在于能否向組員持續(xù)提供足夠的價值！而價值則有賴于在特定傳播渠道下目標受眾切實需要的內容及其適合的呈現(xiàn)形式，即基于移動群組傳播渠道下的內容與形式的合理組合。實踐中，可在專業(yè)人員主導下開展：

首先，專業(yè)人員充當提供優(yōu)質內容的第一傳播者：不同類別群組成員所強烈關注的相關認知，進行規(guī)律性推送；針對幫扶過程中的痛點或迷惑，由政府要員或專家學者進行權威闡釋與解讀；基于一線實踐經驗，由提供幫扶服務專業(yè)機構開展以問題導向的原創(chuàng)知識生產等。面向組員提供價值是群組存續(xù)的意義，強調針對不同類別群組實施有差別的信息傳播，用百姓聽得懂的民間話語來輸出目標受眾所需。

其次，由專業(yè)人員設計并開展群組內的定期探討互動。譬如在第一類親屬團的群組中，就“如何為受幫扶的網絡邪教成員尋找情感寄托”“如何捕捉回歸不久的前成員的異常行為”“如何關注前成員的社會交往”等務實議題開展場景化的交流與分享，共同面對相近的難題和困難，面向網絡邪教成員家屬與網絡邪教前成員來注入方法依托和情感支持。尤其是當封閉空間的教育基地幫扶結束后，需要及時接續(xù)線上的便捷環(huán)境，由此編織出一張認知與情感雙重力量之網，充分利用線上與線下各自優(yōu)勢做到兼顧。

同時，倘若親屬或網絡邪教前成員遇有問題，即可在群組內尋求協(xié)助，根據個體的表述及時通過與專業(yè)人員的深度互動進行疏導。因這種引導本質上建立在個體所處的現(xiàn)實情境與社會聯(lián)系的基礎上，因此更具針對性。同時可根據需要開展小范圍的從線上至線下的幫扶主題活動，通過線下的深度個體連接穩(wěn)固群組成員之間的凝聚。

當然，移動群組的模式亦存在局限。在組員構成上，準入不嚴將會干擾甚至破壞幫扶進程，特別是要可信賴的邪教前成員參與其中；為防止受幫扶邪教人員出現(xiàn)負向串聯(lián)，建議群組內不宜出現(xiàn)多名受幫扶對象。在所傳播內容的設計上，存有組員發(fā)送不宜場合的發(fā)言或分享不當信息的風險。而受成本、人員之限，群組無限期運營下去是不現(xiàn)實的，只是線下教育基地幫扶后的再扶一程，如以數月為限，使受幫扶對象穩(wěn)固地到達R狀態(tài)。（未完待續(xù)）